肯尼亚艾滋病患者服用的药品、印尼社区筛查肺结核的开支、塞内加尔农村防范蚊虫叮咬的蚊帐……这些看似分散的传染病防治工作背后，都不难发现同一个身影——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以下称“全球基金”）。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G20峰会）11月22日至23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这是G20峰会首次在非洲大陆举办，具有重要历史意义。非洲是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这三大传染病负担最重的大陆。在本次G20峰会召开前一天的21日，全球基金在约翰内斯堡举行了第八次增资大会，为未来三年筹措资金。
自2002年成立以来，中国与全球基金的关系经历了从受援国到捐助国和治理伙伴的转变。全球基金传播事务负责人费格（Christy Feig）日前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第四届全球发展与健康传播论坛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中国可以在非洲健康问题上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无论是在技术输出、知识转让还是药品生产方面，中国都具备显著的优势。
她还特别强调道，更重要的是非洲伙伴对中国始终保持着高度信任，“这种优势互补，更加增强了合作的成效。”
筹资未达目标
此次增资大会由G20主席国南非和英国联合主办，大会希望为未来三年筹集140亿美元，不过最终筹得约113亿美元，未达目标。但全球基金在声明中表示，在当前财政紧缩、冲突和全球不确定性凸显的当下，这一成果依然有力地展现了全球的团结与决心，世界因此能够携手应对这三大传染病，保护子孙后代。
在传统上，全球基金的主要捐助国集中于以七国集团（G7）为首的欧美国家。费格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从去年起，就有不少捐助国向全球基金表示，受到国内生活成本和地缘政治的变化，财政吃紧，难以维持此前的捐助水平。以此次会议主办国之一的英国为例，认捐额为8.5亿英镑，较上次会议的10亿英镑有所下降。
美国长期以来是全球基金的最大捐助国。相比在其他援助项目上的“一毛不拔”，美国此次承诺捐助46亿美元。在2022年的第七次增资大会，时任总统拜登亲自主持会议，并承诺捐助60亿美元，不过由于政府换届，特朗普政府并未全额拨付这笔承诺。
费格向第一财经记者透露，美国之所以还愿意继续支持全球基金，是因为美国认可全球基金的运行模式，“特朗普政府希望受援国能够尽快自立，摆脱‘受援输血’模式。而全球基金并非简单受援国拨付资金，而是会考察是否有利于所在国的能力建设，最终目标是由他们自己来接手传染病的防治。”
除国家捐助方外，还有很多私有基金会参与捐助。盖茨基金会是全球基金最大的私有捐助方，在本次增资承诺9.12亿美元，自全球基金2002年成立以来，盖茨基金会已累计捐款近50亿美元。
全球基金不在受援国设立常驻办事处，而是由位于瑞士日内瓦的总部直接拨款给经考察通过的合作方，这样可以大幅减少中间环节和交易成本。根据“可持续性、过渡与共同融资政策”，全球基金将15%至30%的拨款额度与受援国政府的国内财政配套挂钩。这一机制有助于强化卫生体系建设、扩大服务覆盖范围，并加快三大疾病的防控进展。
除了帮助受援国进行能力建设外，全球基金在采购药品方面才能发挥“集采”的功效。费格说道：“我们采购量很大，这意味着我们有强大的议价能力，以某款艾滋病药物为例，原先每年服药需要花费1300美元，而在谈判后每年服药费用压缩到37美元。虽然这一价格对部分国家来说依然具有挑战，但已经实现了重大的突破。”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21日的大会上表示：“在全球基金的大力推动下，目前因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死亡的人数较20年前已至少减少一半。这是极具意义的进展。”
自2002年成立以来，全球基金已累计动员超过690亿美元资金，挽救了大约7000万人的生命，使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三大疾病的总死亡率降低了63%。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人重获健康和希望的故事。
中国与全球基金
中国与全球基金的关系，经历了从受援国到捐助国和治理伙伴的转变。据媒体报道数据显示，2003年至2014年期间，中国作为受援国，共获得全球基金超过8亿美元的资助，实施了19个项目。
时任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王宇在2015年3月中国全球基金项目终期总结大会上表示，这是截至当时，中国开展的最大规模的国际卫生合作项目。这些项目显著推动了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防控工作，并强化了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截至目前，中国已累计向全球基金承诺并拨付了9900万美元，其中包括在第七轮增资中承诺的1800万美元。截至2024年底，中国在政府出资方中排名第22位。
中国的参与体现了在全球健康治理中不断演变的角色，除资金支持外，还日益在技术合作、经验分享方面作出重要贡献。费格就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中国在非洲展现出深远的影响力，真诚地倾听非洲伙伴的实际需求，并精准对接当地发展诉求。这种“需求导向”的合作理念，既与全球基金的运作模式高度契合，也真正回应了非洲国家的核心关切。
她进一步表示，中国不仅通过全球基金等渠道为非洲提供了大量高质量、可及的医药产品，还通过协助非洲加强本地医药产品生产能力建设，努力打通医药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这将为非洲健康体系带来变革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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